1972年4月10日，北京公安部礼堂内，谢富治的遗像摆在会场中央，周恩来、江青以及公安系统干部参加了这场追悼会。遗像上的照片并非临时选定，而是谢富治生前请江青拍摄的一张彩色照片。 这张照片背后，有一段不太寻常的往事。谢富治曾对江青说，若有一天自己去了八宝山，就用这张照片作遗像。江青还顺口提醒他，应该提前告诉家人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句玩笑话后来真的成了现实。 谢富治出生于1909年，湖北黄安人，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。当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，许多开国将领都从这里走出。谢富治家境贫寒，少年时期放过牛、种过地，也做过木工，读书时间断断续续。 大革命时期，黄安地区的农民运动兴起，年轻的谢富治开始接触革命。1930年，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战场上的谢富治头脑灵活，既能带兵，也重视政治工作，很快从基层干部成长为红军中的骨干。 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先后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担任职务，参加过百团大战等作战行动。解放战争中，他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治委员、太岳兵团政治委员，在上党战役等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55年，谢富治被授予上将军衔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进入公安系统工作。1959年，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部长，主要负责公安队伍建设和社会治安工作。那个时期，公安机关任务繁重，机构建设、干部训练、基层治理都需要逐步展开。谢富治在这些方面做过不少实际工作，这也是他后来长期掌管公安工作的基础。 变化发生在特殊历史时期。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，谢富治逐渐放弃原则，开始迎合林彪、江青等人的意图。一个曾经在战场上有过战功的将领，后来却在政治风浪中失去了应有的判断。 有意思的是，他对江青的迎合，甚至体现在一些生活琐事上。江青喜欢摄影，谢富治便主动提出为她布置摄影室，还安排背景布和照明设备。江青提出要求后，相关物品很快送到，摄影室也迅速布置完成。 江青对此颇为满意，曾夸他办事迅速。谢富治则回答：“这都是应该做的小事。”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，这种积极迎合并不只是私人交往，更折射出他对权力关系的依附。 1971年，谢富治已经患病。到了1972年初，他的病情明显恶化，长期卧床，身体十分虚弱。3月26日，谢富治在北京病逝，终年63岁。 追悼会地点的争议，正是在他去世后出现的。按照公安部方面的安排，追悼会准备在公安部礼堂举行。这一地点并非随意决定，因为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部长，对这个部门有特殊感情，生前也表达过希望在公安部举行追悼会的意思。 江青得知安排后，认为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，追悼会应当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她让工作人员把意见转告周恩来，希望重新考虑地点。 周恩来没有同意。他明确表示：“地点不能再改了。”理由也很清楚，公安部礼堂符合组织安排，更符合谢富治生前的愿望。追悼会筹备工作已经展开，没有必要因为个人意见而改变决定。 这句话看似简短，分量却很重。周恩来处理的并不只是会场问题，而是组织程序与个人意志之间的界限。即便江青提出意见，也不能随意推翻已经确定的安排。 追悼会当天，江青出席并向遗属表示慰问。会场内使用的，正是谢富治当年提到的那张照片。那一刻，照片、礼堂和遗愿重叠在一起，成了这场追悼会最特殊的细节。 谢富治去世后，关于他的评价并没有停留在战争年代的功劳上。1980年，中央对其问题作出结论，撤销原有悼词，骨灰也被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。一个人的经历可以有功有过，但政治立场和晚年的所作所为，同样会被历史留下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