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12月22日深夜，济南棋盘小区，二十多名便衣刑警在四辆轿车的放倒座椅里躺了两个小时，不许说话，不许抽烟。十一点二十分，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从楼洞里出来，四下张望一眼，钻进了楼后的轿车——十余支枪口随即顶住了他的脑门。 警方如此阵仗，并非小题大做，这个在棋盘小区落网的男人，不仅来头大，而且颜色“黑”，他就是曾让半个济南商户睡不着觉的黑老大，江湖人称“涛哥”的徐宗涛。他的落网，是山东打掉的第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；他的案子大到什么程度？后来的判决书厚达一百三十三页，检察机关复印案卷用坏了两台复印机，卷宗用一辆汽车都没装完。 徐宗涛的起点很低，他是济南天桥区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，初中文化，早年摆地摊卖啤酒、倒卖家电。 1992年8月20日，他因涉嫌抢劫被历下区公安分局收容审查，次年9月因病取保候审。 这次取保候审是他人生的分水岭：出来后他没有收手，反而把天桥底下的混混拢到身边。九十年代的济南，批发市场日进斗金，法治的篱笆还没扎紧，徐宗涛很快验证出一条粗暴的真理——拳脚比吆喝来钱快。 在他的暴力胁迫下，天桥区的粮油菜肉商贩开始定期“缴税”，一次几十到上百元，不交就是钢管木棒伺候。此外，他还靠为商户“摆平”纠纷收佣金，与建筑商合作倒卖旧工程机械，而且他对手下向来大方，于是在滚滚黑金下，各色人等纷纷前来投靠。 到1999年，他名下的刑满释放、解除劳教和社会闲杂人员已有九十多名，一个塔式黑社会组织就此成型：徐宗涛居塔尖，李宝国、黄勇、蒋倩、庞峰、逄守军等骨干分管“业务”，有的当打手插手纠纷，有的组织妇女卖淫，有的专收保护费，各骨干既听他统一调度，又各自单独作案。 纵观徐宗涛的犯罪史，让他在道上真正“立威”的，是一桩私仇。 1994年，徐宗涛的父亲在家中被杨彬枪杀——杨彬后来因拒捕被击毙，但徐宗涛认定幕后是宿敌左亮，一直寻机报复。 1995年6月1日晚，得知左亮要在仙醉酒楼吃饭，他指使李宝国、逄守军等人带着五连发猎枪和砍刀埋伏在酒楼。左亮一进门，猎枪连开数枪，手下抡起大砍刀把他的手脚当场剁断；同桌的吴某被猎枪打成残废，张某当场死亡。 事后徐宗涛掏出三万余元资助凶手潜逃。一次杀不够，后来他又指使庞峰、黄勇、逄守军、蒋倩等人持枪驾车，在北园大街光天化日之下追杀驾车逃窜的左亮，因所乘轿车半路故障才没得手——这段追杀，是他落网后亲口供认的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徐宗涛对外打的一直是“为父报仇”的旗号，但据相关权威媒体披露：1994年初他就以“寻找杀父仇人”为名，纠集二十多人集中食宿在自己家中，置备五连发猎枪和砍刀，结伙寻衅滋事、非法拘禁。所谓复仇，从头到尾就是他扩编的动员令。 仇恨是最好的创业口号：既给杀戮披上正当性，又给投靠者一个归属的理由。这套把戏在中国基层黑恶势力的发育史上反复上演——每个“大哥”的诞生，都需要一个听起来义薄云天的开场。 名声打出去之后，徐宗涛黑恶势力的收租的方式也跟着升级。早期的徐宗涛还靠手下一户户上门要钱，成了“涛哥”以后，他连门都懒得出，钱和股份自己就送上门来。 最能说明这种变化的，是禹城娱乐城那档子事：他的一个朋友在禹城赌博输了九万五，徐宗涛当即安排黄勇带十余人，揣着小口径左轮枪和五连发猎枪杀到禹城娱乐城，抢走现金四万元。娱乐城老板打听出得罪的是济南的“黑老大”，第二天亲自把八万元现金送到徐宗涛家中赔罪，见对方反应冷淡，又主动提出把娱乐城两成股份拱手相让——这一切只换来徐宗涛鼻子里的一个“嗯”字，自始至终他没正眼瞧过对方。 这个细节比任何控诉都更能说明黑恶势力的可怖：当一个人连正眼都不必给你，你却要主动奉上两成家业，暴力就完成了它的最高形态——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收租不必开口。 顺着这条路，徐宗涛的地盘从天桥区一路铺开。据相关媒体披露，从1997年起，徐宗涛指使骨干长期控制八里桥蔬菜批发市场、济南海鲜市场、济南钢铁厂板边钢渣市场和舜井商业街的手机维修行业，欺行霸市、强买强卖、巧立名目收费。 济南海鲜市场的八名南方业户后来含泪向警方陈述：每月固定上交一万元现金，对方还时不时到摊位上白拿海鲜，不给就棍棒相加，“要不是你们抓住他们，我们没法在济南干下去了”。 九十年代末的一万块，对一个水产摊位意味着什么，做过小生意的人都清楚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欺负人，而是系统性的地盘税——黑恶势力升级之后，最可怕之处往往不是暴力本身，而是用暴力在合法经济体内强行“设立税权”。 1998年是徐宗涛的犯罪高峰期，也是他自取灭亡的开始。 这年2月，为抢占山东省田园投资公司的职工宿舍楼，他指使手下对居民断水断电、威胁恐吓，把八户人家偷盗一空，十四户居民被逼交出住房、流离失所。 3月21日晚，他又把刀伸进济南个体长途客运业：汽车站原保卫处副处长王利华想借徐的势力控制车站谋私，通过朱新宜、王维君穿针引线，四人一拍即合，认定调度员于发明是绊脚石，必须除掉“杀鸡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