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，北京，国家实行新的工资制度，干部待遇开始按职务、级别和贡献统一核定。档案送到毛泽东面前时，有一个名字格外特殊：郑位三。此时的他没有具体行政职务，身体也不好，却被特批享受副总理级别待遇，工资定为行政三级。 这并不是照顾，而是对一段不能被职务表格概括的革命经历作出的判断。 郑位三出生于1902年，湖北黄安人。1925年，在戴克敏等人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回到家乡后，他没有急着去争取显眼位置，而是从最基础的群众工作做起。 办夜校，组织农民协会，宣传革命道理，发动贫苦农民反抗压迫，这些事情看上去琐碎，却直接关系到党能不能在乡村站稳脚跟。郑位三懂得，农民不明白革命为何而来，队伍就没有根基。 他还参与组织农民武装，处理土豪劣绅问题。黄安一带的革命力量，就是在这种日积月累的工作中逐渐形成的。后来黄麻起义爆发，早期群众基础和武装准备发挥了关键作用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黄安县的党组织一度受到破坏。8月，郑位三与吴焕先、戴克敏等人重新恢复县委工作，郑位三担任县委书记。11月，黄麻起义举行，起义军随后进入柴山保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基础由此奠定。 有人曾问：“只靠几间夜校，真能成大事吗？” 郑位三的回答很朴素：“人心聚起来，事情就有了根。”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，却道出了他一贯的工作方法：不图声势，重在扎根。 鄂豫皖根据地建立后，郑位三先后承担内务、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工作，并代理过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职务。根据地的生存，不只靠前线作战，也靠粮食、兵员、财政和地方组织。郑位三在这些事务中表现出的谨慎和坚韧，后来多次得到同僚肯定。 1932年，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后，郑位三没有随大部队转移，而是留下坚持斗争。他组织地方力量，恢复游击队，建立各地联系，使根据地的革命火种没有被彻底扑灭。此时留下来，意味着环境更艰苦、风险更直接。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，地方游击力量中的许多骨干陆续被输送到主力部队。郑位三做的，正是把分散在山乡之间的人力，转化为能够持续作战的力量。 后来，他又参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。部队转移后，郑位三再次承担留守任务，在陕南坚持游击斗争。队伍起初只有数百人，经过整顿、宣传和补充，逐渐发展壮大。对一个长期患病的人来说，这种工作强度极大，但他始终没有把困难摆在队伍之前。 抗日战争时期，郑位三曾在新四军系统工作，负责过后勤和地方党政军建设。1943年到达鄂豫边区后，他与李先念等人共同推动根据地建设。鄂豫边区远离大后方，物资匮乏，交通困难，后勤工作往往比冲锋陷阵更考验耐性。 任质斌后来评价郑位三，说他为人和善，坚持实事求是。这种性格在复杂环境中尤其难得。既要坚持原则，又要团结干部；既要保障部队，又要照顾地方群众，很多事情不能只凭口号解决。 1945年，郑位三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。抗战胜利后，他担任中原局常委、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，李先念任司令员。1946年6月，中原解放区遭到国民党军重点进攻，中原突围由此展开。 这场突围的意义，不只是部队冲出了包围，更在于保存了骨干力量，牵制了大量敌军。郑位三在其中承担的，是政治动员、组织协调和部队稳定等工作。毛泽东对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，郑位三的判断和担当也被记在了这段历史中。 遗憾的是，长期艰苦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。1948年，郑位三离开领导岗位，此后长期休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没有担任具体职务，主要在武汉治病休息。对一位曾经长期处在核心岗位的老同志而言，这种“没有工作”的状态，并不代表没有贡献，而是身体已经无法承担繁重事务。 毛泽东一直关心他的病情。1951年，曾委托江青到武汉看望郑位三。1953年，刘少奇与王光美探望他时，还提出如果武汉治疗效果不好，可以安排到北京会诊。刘少奇说：“希望位老早日康复。” 1955年4月，郑位三来到北京定居。同年8月，工资制度实施，如何给这位没有现任职务的老同志定级，成为一个现实问题。毛泽东了解他在鄂豫皖、中原地区的历史贡献后作出批示：郑位三应享受副总理待遇。有关部门据此将他的工资定为行政三级。 这个待遇，看的不是他当时坐在哪个位置，而是他曾经为革命承担过什么。土地革命时期留守根据地，抗战时期经营边区，中原突围时稳定大局，这些经历无法用“离职休养”四个字抹去。 郑位三生活一向俭朴。工资制度实行前，国家每月给他发放生活费用；待遇提高后，他仍不愿铺张，常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帮助烈士家属和困难军人家庭。身边工作人员劝他改善生活，他往往只是摆摆手，说自己用不了多少。 1956年，郑位三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。此后，他的身体状况始终不佳，主要以休养为主。1975年，郑位三在北京病逝，终年73岁。多年以后，他的骨灰安放在红安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，那个从黄安走出的革命者，终于回到了曾经战斗过的土地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