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3月的一个深夜，有个刚被全票罢官的人，提着一盏马灯走了三里泥路，硬生生把一道已经写好的进攻命令给拦了下来。他拦下的不只是一道电令，更是三万人的命。 1934年10月，红军的主力队伍，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，开始了一场很远很远的行军。那时候，谁也不知道，这一走竟然要走两万五千里，远得让人难以想象。 走了五个月，大家苦成什么样了呢？举个例子：鞋子破得张开了大嘴，只能撕下布条，一圈一圈绑在脚上；枪里的子弹用完了，就冲上去和敌人近身拼。装药的箱子内早已空无一物，负伤的战士没有任何可用药物，只能咬紧牙关硬生生扛着伤痛，没办法，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况。贵州的大山又冷又湿，像一个大冰窖。很多战士只穿薄薄的衣服赶路，脚趾被冻得又黑又烂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小刀上，疼得钻心。 可是，敌人还在后面追，仗不能不打。要是一停，就可能被敌人围住，非常危险。 1935年1月，红军抵达遵义，并且在此召开了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，被称之为遵义会议。这场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坐在一起，认真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，路到底应该怎么走？会上，很多人更认同毛泽东的想法，他在队伍里的领导位置也更稳了，大家更愿意听他的指挥。 二月下旬，红军再度渡过赤水河，这是他们的第二次渡河行动。队伍先故意兜了个大远路，把敌人的注意力搅乱，接着猛地一转身，朝遵义杀了回去。这一仗打得那叫一个痛快：敌人两个师、八个团被收拾得够呛，还有三千多人一看没戏，直接放下枪投了降。从长征迈开步子那天算起，到这时候为止，这一仗是打得最大、也最出彩的一次。 打完这一仗，红军上下像过年一样高兴，士气一下子旺了起来。从领导到普通战士，人人都憋着一股劲：趁着现在打得顺，再多赢几场，再多攻下几座城。 人在长时间压抑之后突然赢了一把，最容易犯什么毛病？ 容易高估自己，也容易低估对手。 这个毛病，差点让三万红军付出惨痛代价。 3月10日凌晨，林彪和政委聂荣臻联名发来一份电报，这份电报上明确标注着两个字：万急！显然他们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上报。 而这封电报的内容很简单：建议攻打鼓新场，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。 打鼓新场是哪里？就是今天贵州的金沙县城，离红军当时驻扎的苟坝村大约五十公里。那是黔北的重镇，商号林立，物资充足。执行守备任务的部队是哪支？他们正是黔军犹禹九部，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在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当中完全排不上名次，似乎就是上天赐予的机会。 翻译成大白话： 这块肉看着肥，骨头还软。 这个想法刚传出去，各位带兵的头儿一听，想法几乎都一样：打！当然要打！不打不行！ 他们说的道理特别简单：队伍里的粮食快吃完了，子弹也快打光了，再不去弄点回来，大家真要坚持不住了。要是能把前面那座小城镇打下来，不光能缴获东西，还能把路打开，为以后在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交界的地方建一个安稳的“家”做准备。再说，大家刚赢了一场大胜仗，劲头正足，就像刚考了满分一样兴奋，这时候不打，还等啥时候？ 张闻天一听，当天就做了决定：把更多重要领导都叫来，开一个更大的会，专门商量这一仗到底打不打。 注意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 不是讨论该不该讨论，而是 在一个所有人都已经上头的房间里，做一场需要绝对冷静的决策。 3月10号当天，苟坝村内有一间被人们叫作“新房子”的屋舍。当时在房间之中，红军里二十多位大领导，像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、王稼祥、刘伯承、张云逸、李富春、叶剑英这些人，全都挤在这间屋子里开会，商讨要不要攻打。他们从天亮一直商量到天黑，像班里讨论春游去哪儿一样，越说越热闹。 可奇怪的是，大家的心一开始就齐齐偏向同一边，就像全班同学投票，几乎全都举了手。 朱德先开口说：贵州那边的敌军，比蒋介石自己直接管的队伍好打。要是能把打鼓新场这个地方拿下来，咱们以后扩大地盘、找落脚的地方就更有希望。 在前方带兵的聂荣臻也传回话来：这一仗能打。 接着，别的将军一个接一个说自己的想法。说来说去，最后意思全一样：打！ 你想象一下那个场面，五个月的长途跋涉，无数次突围转移，所有人都太需要一场胜利了。如果仅从纸面条件判断，这场仗的发动完全合乎情理，站在情感视角来看更是几乎就要成为现实。这时候谁要是说“不打”，等于在给大家泼冷水，等于扫兴。 而全场唯一没举手的，是毛泽东。 毛泽东却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。他说的每一条，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，像在热闹的教室里突然有人说：“先别急，这事有危险！” 第一，时间赶得太巧，反而危险。红军跑得再快，也要到12号才能赶到打鼓新场。可偏偏就在12号，云南那边来的一支敌军也会赶到，和贵州本地的守军碰头。旁边还有四川来的敌军在集合，蒋介石直接管的队伍也在往西边堵。打鼓新场周围，敌人已经像撒网一样从好几个方向围过来，人数多得吓人，加起来有一百多个团，如果真的开打情况很可能会无法控制。 第二，敌人在哪儿还没看清。负责侦察的战士一直守着机器，听敌人用无线电讲话，可大山挡住信号，敌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