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授权转自：外滩教育（ID: TBEducation )，作者：Jennifer 过去这一年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程乐松 ，意外地成为了全网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学者之一。 从毕业典礼上致辞的爆火，到一系列高质量访谈的破圈，程乐松 关于焦虑、选择、意义，以及“如何度过平凡一生”的思考 ，成了无数困在疲惫生活中的现代人试图寻找的“精神解药”。 作为一个主攻道教哲学的学者，程乐松自嘲，自己也是每天被KPI追着跑的“哲学牛马” 他的日常分享和公开演讲中，没有居高临下的“爹味”说教，也没有让人热血沸腾的鸡汤，而是用一种温和、通透的哲学式审视，剖析这个时代。 在新书随笔集《留白》中，程乐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代人痛苦的根源—— “确定性陷阱” 。 所谓确定性陷阱，是一个人毫不犹疑地要求生活如己所愿那要样毫无意外地展开。更有甚者， 认为任何已经发生的、超出确定性预设的事态，都是对个人能力与“运气”的否定，是来自生活的捉弄与恶意。 从而深陷其中，丧失平和接纳和冷静处理的能力。 这种对“确定性”的病态追求，映射到今天的教育和成长语境中，便是愈演愈烈的全面内卷。 所谓“留白”，不是消极躺平，而是 坦然接受“人生总有些事情搞不定”，深刻认知到个体生命和经验的有限性。 外滩君觉得，对于无数受困于“确定性陷阱”、疲惫和内卷下的家庭，这何尝不是一剂良方。 “ 脚踩西瓜皮 ” 的人生哲学 回顾自己求学、工作的经历时，程乐松最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竟是： “脚踩西瓜皮” （滑到哪里算哪里）。 读书、找工作，他向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； 在高中没有文理分科之前，他自认是班上的“学渣”，直到高三才略有起色； 报志愿时，高中班主任一句“你这个分数可以报北大”，他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填了志愿； 没想到被北大录取，但调剂到了哲学系，当时第一反应是想复读。 “我当时心里想的是，如果北大掉档了，我就去江西财经学院，反正最后都是找工作。” 进入北大后，他发现周围全是“神仙同学”：有自己导演戏剧的，有出诗集的，有炒股实现财富自由的；隔壁国际金融班从上海中学保送来的同学，在大家连四级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，已经在背托福了。 面对这种降维打击，程乐松却很坦然：“ 进了北大，我就像煤灰掉进煤堆里一样，毫不起眼。 但有比自己更优秀的同龄人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承认自己比人家差，很难吗？ ” 后来选择做道教研究，是因为“无知”，他并不知道具体研究内容，也没严肃考量过职业前景；去香港读博，纯粹是因为学制短；再后来回北大教书，同样是机缘巧合。 他用自己的经历解释了这种哲学的核心逻辑：“ 脚踩西瓜皮不是随波逐流，而是我不强求下了一步棋后，后面三步必须全按我的剧本走。 我走一步，看一步，接纳生活给我的随机性。” 如今，程乐松也很清楚，时代变了。 他那一代人所拥有的试错空间和心灵松弛感，是无法苛求现在的年轻人的。 社会向他们兜售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“标准人生剧本”：18岁考上好大学，22岁保研，30岁职场稳定，40岁事业有成。任何一步落后，都会被打上“失败”的烙印。为了不“踏空”，本科四年像是一场比高中还要高压、憋着气的百米冲刺。 这种对“不确定性”的恐惧，不仅困住了年轻人，更刻在了父母的骨子里。 孩子从小学考什么证、初中进什么社团，到高中选什么科目、大学读什么热门专业……整个社会都在提倡和鼓励“精细规划”。父母们试图通过掌控每一个微小的变量，来确保孩子未来人生能得出那个所谓的“最优解”。 但程乐松提醒： 任何一种追求绝对控制的规划，都相当于把自己和孩子强行切换到了“困难模式”和“抑郁模式”。 拥有向上的期待固然没问题，但当这份期待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与持续自我怀疑，付出的心理成本往往很难换来预期结果。 而且，当容错率被降到最低时，孩子只要稍微偏离（一次考试失利、一次发挥失常），就会引发整个家庭的灾难性恐慌。我们自以为在帮孩子对抗不确定性，却亲手把他们推入了”确定性的陷阱” 。 解药是什么？程乐松说： “我不同意最优解思维，但是同意底线思维。” 什么是底线思维？就是认清自我的有限性，把人生的及格线画得足够低。 “以我个人的最低限度来说，我能养活老婆孩子，我能供孩子上完大学，就很好了，剩下的就是赚的。” 凤凰网对话程乐松 他提醒， 今天的绝大部分焦虑，都是将“自我实现的需求”错置为了“生存的底线需求”。 潜意识里，我们总觉得考不上985、进不了大厂，人生就彻底完了。但实际上，作为一个普通人健康、体面地活着，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般艰难。 实际上，真正的“自我实现”，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工程。 它不仅需要能力的匹配、长期的节制，还需要时代的红利、甚至小环境的偶然配合，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少数人才能触及的奢望。 为何年轻人丧失了“投入的勇气”？ 作为北大的哲学教授，程乐松不仅沉浸在书斋里做研究，他也时刻近距离观察着课堂上的年轻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