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2年，江苏无锡的陆勇原本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。他经营着针织品出口企业，生意正常做，日子正常过，谁也没想到，一张检查报告突然把他的生活拐到了另一条路上——慢性髓性白血病，也就是很多人后来熟悉的“慢粒”。 这种病以前确实凶险，但进入靶向药时代以后，治疗局面已经完全不同。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慢性髓性白血病诊疗指南明确提到，伊马替尼上市以后，慢粒患者的长期生存明显改善，大量患者通过规范治疗，生存期可以接近正常人。换句话说，医学上已经有办法把这种过去让人害怕的疾病，逐渐变成一种能够长期控制的慢性疾病。 可问题也跟着来了：药是有了，但当年的价格，真不是普通家庭随便能扛得住的。 陆勇当时服用的，就是瑞士诺华生产的原研药格列卫。湖南检察机关后来公布的案件材料写得很清楚，2002年前后，国内正规渠道销售的格列卫，一盒价格大约23500元，一个慢粒患者通常一个月就要用一盒。北京药监部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提到，当时一个患者一年单是药费就超过28万元。 二十多年前，一年28万元是什么概念？ 别说普通工薪家庭了，就算陆勇自己有公司、有生意，这种药如果一年又一年吃下去，也不是一句“咬咬牙”就能解决的问题。因为慢粒患者吃这个药，不是今天发烧吃三天，病好了就停，而是需要长期规范治疗。每个月两万多，下一盒还没吃完，就得开始准备下一盒的钱。 最让病人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。 不是没有药，而是明明知道药在那里，也知道吃了能够控制病情，可每次拿药之前，先得算算家里的钱还够撑多久。 陆勇自己就是这样一路吃过来的。 2004年前后，他开始在网上和其他慢粒患者交流病情，还建立了病友QQ群。那个年代不像现在，随手一点手机就能找到疾病社区、线上问诊和患者组织。很多病人获取信息的方式非常原始，无非就是医院里互相打听，论坛里发帖子，QQ群里问一句：“你吃什么药？一个月多少钱？哪里能买到？” 谁知道一种便宜点的药，消息很快就会传开。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陆勇接触到了印度生产的同类药。 按照检察机关后来查明的情况，他最初接触到的印度药，一盒大约4000元。4000元当然也不便宜，可和23500元放在一起，差距已经不是少喝几杯奶茶、省几顿饭那么简单，而是很多家庭到底还能不能继续治疗的问题。 陆勇没有一上来就让别人买。 他先是自己服用，觉得治疗效果不错，随后才把这个渠道告诉病友。随着购买人数越来越多，价格又继续往下降，从最开始的一盒4000元，一路降到了后来200多元。 一个月两万多，和一个月几百块，摆在病人面前会是什么感觉，不需要太多解释。 于是越来越多的慢粒患者开始通过这个渠道购药。 这里有件事情必须说清楚。 陆勇后来被很多媒体称为“抗癌药代购第一人”，这个称呼听上去，很容易让人脑补成他开了个地下药店，从印度进货，再加价卖给国内患者。 但检察机关最后认定的事实，并不是这样。 陆勇干的事情，说白了就是帮忙。 病友告诉他要多少药，他帮忙沟通，帮忙确认付款，有时再告诉印度方面往哪里发货。 随着病友之间不断互相介绍，最高检后来公开介绍案件时提到，有5个QQ群、上千名白血病患者通过类似方式向印度方面购买廉价抗癌药。检察机关在案件中能够通过银行流水、患者证言等证据逐笔核实的，则是21名白血病等癌症患者，通过相关账户购买了价值约12万元的十余种药品。 那既然陆勇没有靠这个赚钱，后面为什么还是被抓了？ 问题就出在当时的法律规定上。 按照当年的《药品管理法》，药品如果依法应当经过批准进口，却没有获得国内批准，当时会按照“假药”处理。这里的“假药”，和普通人理解的拿淀粉冒充抗癌药并不是一回事。 涉案印度药并不是因为检验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有效成分，才被认定成“假药”。 它属于当时法律里的另一种情况：因为没有取得我国进口药品批准手续，所以被“按假药论处”。 一个是大家日常理解里的“药是假的”，另一个是“药没有完成国内批准程序”。 这两个概念，当时在法律后果上却可能被放到了一起。 事情到了2013年，又多出了一层麻烦。 病友越来越多以后，大家从国内向印度方面付款很不方便。陆勇为了方便收集病友的购药款再转出去，从网上购买了3张用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银行借记卡，其中只有一张真正使用。 而按照刑法相关规定，借记卡在相关犯罪规定中同样属于“信用卡”范围。 于是案件里除了药品问题，又增加了一个“妨害信用卡管理”的问题。 2013年11月23日，陆勇被刑事拘留。 同年12月，他被批准逮捕。 2014年，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，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经过退回补充侦查等程序，2014年7月，检察机关一度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，对陆勇提起公诉。 所以网上经常有人说“陆勇因为帮助病人买药被判刑坐牢”，这话其实并不准确。 他确实被刑事拘留，也被逮捕过，但最终没有被法院判决有罪。 真正让这个案子发生转折的，是检察机关后来对整